孝廉书院，位于南昌市西湖区东书院街8号的南昌市第十八中学内。清光绪七年(1881)江西巡抚李文敏建，是一所专门招收举人入学的书院。

按照清代的文教政策，作为官学学生的秀才（即生员）一旦通过乡试考中举人，就会自动失去原有的官学学生资格，无法继续在官学学习。但对于大多数举人而言，通过会试、殿试考中进士是其人生的最高追求之一，因此举人仍然有读书应试的需求。由于书院未被纳入官学系统，其招生有相对的自由，这使得希求继续学习的举人有机会进入书院接受应试教育，书院因此也成为举人继续应试教育的机构。

但在清代中期以前，其数量众多的考课式书院基本只招收童生与生员，而不招收举人。正如天津知府马绳武在描述天津的书院招生情况时说：“数十年来，科第之胜，甲于他邦，大抵得力于书院居多，然皆为生童而设”。（马绳武：《建立会文书院碑记》，见光绪《天津府志》卷三十五）清代曾主江西友教、经训书院讲席的龙文彬（1821—1893，江西永新人）在《江西创建孝廉书院碑记》一文中也提到：“国家右文之治，远迈前古。通邑大都各有书院，以辅学校之不逮，然皆为诸生讲肄之所，未及举人也。”（龙文彬《永怀堂文钞》卷十，见《清代诗文集汇编》684册）直至清代晚期，为满足举人继续学习的需求，专门招收举人的书院——专课举人书院才应运而生。福州、台州、广州、天津相继设立了专课举人的书院。同治五年（1866），闽浙总督左宗棠创立正宜书局，招收举人和贡士入局工作。后改书局为书院，专课十郡举人、贡生。同治六年（1867），浙江台州知府刘璈创建三台书院（亦称孝廉堂），为台州举人肄业之所。同治八年（1869），布政使王凯泰在广州粤秀山麓创设应元书院，其目的便是开展举人应试教育。同治十三年（1874），天津知府马绳武将儒学（文庙）后院房舍改为讲堂，同时修建学舍三间，两年后建成会文书院，“专课举人”。南昌的孝廉书院就是这一背景下出现的。

清光绪七年(1881)，江西巡抚李文敏看到江西省城内原有的豫章、友教、经训三个书院只招收生员与童生，而举人却没有专门的授业之所，“滋植之方未免阙然”，而近年粤、浙、闽各省皆有举人书院之设，“闻者称为美举”，因此也想建一所专门招收举人入学的书院。正好豫章书院西北隅有旧考棚，棚废不复。于是李文敏与地方绅士商量，将旧考棚改建成举人书院。于同年农历十一月庀材鸠工，撤旧为新，次年(1882)二月完工。古有以孝廉为举人之别称，故名其堂曰孝廉，堂内设孝廉书院，前为山长讲席，后为斋舍36间，“规制具备”，并令龙文彬将孝廉书院创建的前后经过情形记载下来，撰《江西创建孝廉书院碑记》，以存永久。此石碑现完好地镶于南昌市第十八中学新建教学大楼大堂墙内。

孝廉书院为江西唯一举人书院，也是全国为数不多的举人书院中的一所。旨在举人免与贡监并课，以培养举人参加会试、殿试为目的，为培养朝廷所需要的统治人才服务。贺瑞麟在李文敏的墓志铭中提到，李文敏“建孝廉堂，专培孝廉学业，前此所未有也”。龙文彬在《江西创建孝廉书院碑记》一文中认为，孝廉书院的建立，使举人从此不再“孤处无侪”，而是可以在一起“观摩攻错”，“以昌其识而练其才”。他提出到书院读书的举人应该“因文励行”、“循名求实”，“移孝作忠”、“正物刑俗”，“相勖为经世之学”。

  奉新进士宋延春、新建进士陶福祖都曾任过孝廉书院主讲。

  光绪二十八年(1902)改为江西大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又更名为江西高等学堂。原址现为南昌十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