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南昌经济

商周以来，江西地区主要是百越族的杂居地区，他们虽然与中原有密切的交往，但在文化面貌上仍然有它自己的独特风格。自西汉初年设立豫章郡，建立灌城以后，更进一步密切了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当时统治豫章的太守一类官吏多数是出身于北方的封建贵族，加上有一些黄河流域的劳动人民相继南迁，把中原的先进生产工具和技术带到了南昌，从而促进了汉代南昌农业经济的发展。

西汉时期，铁制生产工具已在南昌地区广泛使用了。到东汉时期，铁的使用更趋广泛，铁农具比较多见。

雷次宗在《豫章记》中描述豫章地区的经济情况时说。“地方千里，水路四通。……嘉蔬精稻擅味于八方，  金铁蓧荡，资给于四境。”  说明这时豫章地区的经济正有逐渐赶上中原的趋势。在西汉后期，特别是东汉时期的墓葬中，仓、囷、畜圈、禽舍和家禽、家畜等模型明器的大量发现，更具体形象地展现了汉代南昌地区地主庄园经济发展的景象。仓、囷建筑都很讲究，下面用柱子支撑，把仓房托离地面高架起来，以达到通风防潮的目的，说明当时的粮食储备已相当可观。

农业的发展，又为手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极有利条件。汉代的南昌地区，手工业以冶铁、纺织和铜器、陶瓷、漆器、玉石器的制作为主。

《史记》载：“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国用富饶。”当时，豫章郡是吴王濞的管辖范围，这个铜山，应该就是指南昌的西山。雷次宗《豫章记》也说：“西山周回三百里，此山时有夜光，远望如火气。”《舆地志》说：“此铜之精光也。”余靖《西山行程记》也说：  “渡江北行有山，即吴王濞铸钱之所。”正由于豫章西山有铜，加之郡内有色金属矿产极为丰富，所以不仅吴王濞占据豫章后在这里铸钱，而且汉时南昌的铜器制造业也大为发展。

汉代鎏金和镶嵌的工艺技术也已出现。青云谱十号汉墓中出土的一面鎏金神兽镜，半球形钮，莲珠式钮座，外区有两周相异的缠枝纹和龙珠纹，内区有神兽纹等。纹面鎏金，光泽夺目，纹饰绮丽，反映出汉代南昌地区铸铜技术的高超水平。

汉代南昌地区的陶瓷制造业有了多方面的发展。在品种方面，除日用陶器外，还有砖瓦等建筑材料和专供随葬的仓、灶、井、奁、壶、耳杯、盘等明器（瞑器）。在明器中，东汉中、晚期盛行一种低温釉的绿釉陶，这是南昌地区有特色的陶器。

特别有意义的是随着冶陶技术水平的提高，到西汉中、晚期就已能生产一种比较成熟的青瓷器，这种较成熟的青瓷，在西汉还是少数尖端产品。到东汉以后日趋增多，釉色更纯净均匀，且多为青黄釉色，附着力也更强，表明东汉时期，陶瓷工艺技术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此外，漆器和玉、石、牙雕工艺也有长足的发展。永和门外西汉墓群中出土的一件用象牙雕成的剑饰品，镂雕成一舞女形象，一手甩袖于腰前，一手高举拂袖于头顶。把一个少女的头发、眉目、衣服花纹和佩饰刻划得栩栩如生。

由于汉代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从西汉到东汉，南昌的人口也增长较快。据《汉书·地理志》载，豫章郡十八县，共有六万七千四百六十二户，三十五万一千九百六十五人，平均每方里有零点七人。南昌无疑是全郡十八个县人口最多、最密集的地区，人口至少应在十万以上。

到东汉时，豫章郡二十一个县，共有四十万六千四百九十六户，一百六十六万八千九百六十人。人口几乎翻了五倍。

唐代南昌经济的繁荣

唐代以前的三国孙吴、两晋、南朝时期，除了西晋灭吴以后一个短暂时间外，全国都是处于政权割据时期。自东晋王朝在长江流域建立起政权后，大量黄河流域的人民向南迁移。南昌地区自然也有侨居的豪族贵族和人民群众。正由于北方人口如潮水似的涌向江南，一时南方人口激增，又来不及很好地安置和组织他们在土地上生产，所以东晋初年，南方各地都发生过经济恐慌，如三吴沃壤之地，都“阖门饿馁，烟火不举”  （御览三十五引王洽集），至于“江州肖条”“更是白骨涂地，豫章一郡，十残七八。”（《晋书·王鉴传》）可见豫章南昌地区残破凋敝的严重。但是，由于中原人民和南方人民共同艰苦卓绝的斗争，经过东晋、南朝两百多年后，南方的经济得到了初步的发展，不仅赶上甚至超过中原地区经济发展的先进水平。这时期的南昌，也逐渐成为江南的一个重要城市。

这时南昌地区在青瓷器的烧造、漆器、纺织业的生产、铜镜铸造以及金银饰品的生产镂铸工艺各方面得到了大发展。

青瓷器的烧造是南昌手工业生产的一项突出成就。当时，烧瓷技术水平是很高的，常见的青瓷器皿有罐、钵、碟、壶、盆、洗、盂、碗、盘等，而以钵和碟居多。釉色多数是米黄色略带青绿，只有少量的青灰釉，釉都开冰裂细片，晶莹透亮。到南朝时，几乎全是米黄釉，这是江西六朝青瓷器的重要特色。当时漆器工艺的生产也是很发达的。漆器有木胎和纟宁胎两种，一件圆形漆盒，外施黑漆，上绘有极为纤细流畅的云纹以及奔鹿等动物图案，中间盖钮为镶嵌的银扣。当时晋朝政府特别明文规定，凡制造漆器，必须先得到政府的批准，当漆器按照一定的规格制成后，还得用朱砂调漆写上制成的年月和制造者的姓名。有的在漆器上写上自用者的姓氏。

家庭纺织业也比以前有了更大进展，养蚕缫丝的技术水平大为提高。据《隋书·地理志》载，豫章郡一年蚕有四、五次熟，南昌一带的妇女都勤于纺绩，有的晚上浣纱，到第二天天一亮，即织成布，俗称为鸡鸣布。

到了隋唐时代，地当“夷夏之交”的豫章地区，已是“土沃人庶”“国用所系”的富裕地区；而江南与岭南通商要道的洪都城，则显然已成为一座异常繁荣的工商业城市了。

在这个城里，人烟稠密，户口众多，百业兴旺，商业繁荣。据史书记载，洪州的户数（包括属县），隋时为一万零二十一户，唐开元年间（公元713-741），为五万五千四百零五户，到元和时（公元806-820），竟增加到九万一千一百二十九户。两百年间，洪州的户数，竟增加了七倍多，这在当时全国来说也是增长最快的。

唐代南昌的手工业有着全面发展。其中以瓷器业、造船业和军工器械、竹木制造业等最为突出。

唐代著名的瓷窑，遍布全国，而南昌的“洪州窑”，也是当时全国八大私窑之一。据考古工作者的深入调查研究，丰城曲江罗湖窑似应是唐代洪州窑址，至少是洪州窑的一部分。

罗湖窑的瓷业生产虽然开始于东晋，但发展到隋、唐时代，已更趋兴盛，烧造的范围也大大扩展到鹅公包、尚山和对门山一带。这时烧造的瓷器，一类为青瓷，但更多的是黄褐或酱褐色釉瓷，常见的器形有盅、盏、碗、罐和钵等。盅、盏、碗等都是生活中常用的饮酒、品茶的器皿，其口沿外多印有一周圆涡纹饰。这些器形和釉色、花纹，都与南昌、清江、黎川等地唐墓中出土的相同。

为什么地处丰城县的窑址可以称为洪州窑呢？这是因为唐代的洪州，所属的县包括今天的南昌、丰城、高安、进贤、武宁等地。唐时名窑的通例，一般都是以大地名（州）称呼，由于丰城罗湖这地方生产的瓷器国内闻名，因而很自然取名为“洪州窑”了。罗湖距洪都城仅三十公里，半日内就可抵达，又在章江边上，南来北往的舟船都经过这里，有这样便利的交通条件，其产品自然容易畅销各地。

唐代洪都的造船业，在全国来说，也是闻名的。  “江东鲖船，多用樟木”（陈藏器《本草拾遗》）。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唐太宗李世民发兵与高丽作战时，命将作大臣阎立德在洪（南昌）、饶（波阳）、江（九江）三州造浮海大船四百余艘。《册府元黾》更有在洪都制造战舰的记载：“唐王皋为洪都观察使，多巧思，尝为战舰，挟以两轮，会蹈之，溯风破浪，其疾如挂帆席。”说明唐时南昌的工匠们，已能制造用脚踏的原始轮船，即使是逆风而行，其速度也如挂帆篷一样破浪前进。李白在《豫章行》诗中也有“楼船大如海，簸荡落星湾”之句，这是对洪州所造大船的极生动描写。

唐代的洪都城又是制造军工器械的重要地区。洪州的弩名闻天下，西川节度使崔安潜就曾奏请皇帝派洪州弩手到四川去教蜀人习射。唐懿宗咸通六年（公元865），征略安南（今云南一带）的士兵久屯，由于大多数都是两河（今河南、河北一带）将士，不服南方水土，结果死于瘴毒者十有七八，当时宰相杨收，曾奏请皇帝并得到批准，撤换北军，另在洪州招摹强弩手三万人，建立一支强悍的军队，并开始在洪州置镇南军，以负责镇守南方诸地的重任。

唐代南昌的竹器制造业很发达。：“江西人有善展竹，数节可成器”。那时南昌的手工艺人，能把狭窄的竹子，展开得相当宽阔，用来制成各种日用器具。

由于手工业的全面发展兴旺，唐时洪都城的商业贸易也相当繁荣。当时，在章江门外，滕王阁下，江边码头，日夜停泊着南来北往的巨大商船。韦庄在《南昌晚眺》一诗中写道：

“南昌城廓枕江烟，章水悠悠浪拍天。

芳草绿遮仙尉宅，落霞红衬贾人船。”

唐南昌的商人所经营的货物，以木材为大宗。“豫章诸县，尽出良材，求利者采之，将至广陵，利则数倍。”（《太平广记》331卷引纪闻）他们将江西出产的木材，通过章江，出鄱湖，浮大江，运往广陵（扬州）等地高价出售，可以获得数倍的利润。

盐业也是南昌商人经营的重要商品，所以唐时江西盐商而成为富豪者特别多。著名诗人白乐天在新乐府《盐商妇》诗中，对暴发的盐商及盐商妇作了极深刻而生动的揭露，其辞说：“盐商妇多金帛，不事农桑与蚕绩，南北东西不失家，风水为乡船作宅，本是扬州小家女，嫁得江西大商客，绿发富去金钗多，皓腕肥来银钏窄，前呼苍头后叱婢，问尔因何得如此，婿作盐商十五年，不属州县属天子，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知，何向江头鱼米贱，红鲙黄橙香稻饭，饱食浓妆倚舵楼，两朵红腮旋欲绽，盐商妇有幸嫁盐商，终朝美饭食，终岁好衣裳，好衣美食来何处，亦须惭愧桑弘羊。”

此外，南昌西山的白露茶，也是著名的商品。“风俗贵茶，……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国史补》卷下）。白露茶不仅在唐代负有盛名，到了宋朝，仍然为诗人们所赞赏，把它当作送贵客的礼物。

更值得注意的是，唐朝聚集在南昌城里的商人，除国内东、西、南、北的巨商外，还有不少的外国商人。  《太平广记》卷三百七十四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洪州城外有一姓胡的居民，生有五个儿子，其最小的长得魁梧健壮，与众不同。一次，胡氏要他的五子架船运麦进城，行至中途，江岸崩塌，出土铜钱数百万，五子乃弃麦载钱而归，由是家产致富，自然就到洪州城里买下了童仆、马匹和很多高级装饰品和衣料等。因为家中有钱，五子也就经常来往于洪州城。有一次，他骑马进城，行及中途，见马久久止步不进，乃命仆人掘地，又得黄金五百两，因而成了远近闻名的暴发户。一天，他又来到了洪城，遇上了一位“胡商”（外国商人），知道他头中有珠，胡商便使人设酒将五子灌醉，然后将珠子骗去。自此之后，五子的精神一蹶不振，不久就生病而死，家业也逐渐败落下来。这虽然是一个传说故事，但至少说明唐代的洪都城确曾有过外国的商人。这些外国商人，有的还开设有店铺，经营的商业，主要是从西域带来的象牙、玛瑙、水晶、金刚石和香料、胡椒等。另一方面，他们又把豫章地区的一些特产，如瓷器、茶叶、丝绸和竹、木工艺品等，通过海路运往中亚和东南亚一带，从而大大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