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也称方志，古称地志、地记、图经等，是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赓续不断地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曾指出：“希腊的古代文化乃至近代英国，都没有留下与中国地方志相似的文献。要了解中国文化，就必须了解中国的地方志。”

（一）中国地方志是历代先贤用汗水和心血汇聚成的文化瑰宝

中华民族一向注重记述、传承和借鉴历史，具有高度历史自觉和文化自觉。古人讲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西汉司马迁《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中国地方志作为一种记录历史的独特书体，受到历代先贤的广泛重视。“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两千多年来，历代先贤前赴后继、殚精竭虑，探究人生的意义，丰富文化的内涵，参悟宇宙的真谛。他们把修志作为见用于时、实现自己理想的有为之事，即使“遑遑升斗，终岁奔驰”，仍忙于“志局应酬”，有的为修志甚至奉献出毕生精力。唐代贾耽、李吉甫，宋代乐史、李宗谔、王存、朱长文、范成大、马光祖，元代袁桷、王祯、于钦、杨维桢，明代黄仲昭、王鏊、康海、韩邦靖、冯梦龙、徐霞客，清代顾炎武、方苞、戴震、章学诚、钱大昕、洪亮吉，近现代缪荃孙、孙诒让、张謇、甘鹏云、王葆心、梁启超、寿鹏飞、张国淦、吴宗慈、黄炎培、余绍宋、柳亚子、金毓黻、黎锦熙、瞿宣颖、顾颉刚、谢国桢、朱士嘉、傅振伦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历代先贤笔耕不辍，为后世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方志遗产。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存旧志9000余种、10万余卷，约占我国现存古籍的十分之一。方志内容更是横陈百科，包罗万象，地理人文，体茂事备。既有全国性的总志，又有记述一地之省府州县志、镇村志、卫所志，还有衙署志、山水志、寺庙志、乡土志等，新方志更是衍生出部门志、专业志、专题志、事件志、图志等，几乎囊括了自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方面面。《元和郡县图志》《括地志》《祥符州县图经》《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大元大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沙州图经》《西州图经》《吴郡图经续记》《澉水志》，以及淳熙《三山志》、至正《金陵新志》、正德《武功县志》、乾隆《永清县志》、光绪《顺天府志》、民国《龙游县志》、民国《川沙县志》等，都是传诸久远的精品典籍。

（二）中国地方志得到历代贤明当政者的珍爱和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重视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政治清明、国力强盛、社会稳定，是地方志事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基础。在数千年的历史变迁中，贤明当政者高度重视并亲自推动修志工作，注重发挥地方志励俗维风、信今传后的作用。

秦统一后，中央政府即利用各地纂辑之舆图地志，用于国家治理。两汉时期，郡国地志成为中央政府的征录之书。隋唐时期，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地方志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定期编呈图经版籍制度。宋代沿袭了图经定期编修制度，北宋政府数次大规模诏修图志，对各地图经方志的编纂起到了极大促进作用。最晚到南宋时期，地方上已有专门的修志机构，许多府州县都定期编纂方志。元代提倡和诏修一统志，以标榜天下一统。明代“编类天下州郡地理形势”，“诏天下府州县皆修志书”，数次大规模编修全国总志。清代多次诏编新志，并先后三次纂修《大清一统志》。民国时期，也三次颁布政令，倡导各地纂修地方志书，一些省份陆续成立通志局或通志馆，开始编修现代意义上的地方志。

重视编修地方志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1941年，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1942年，《陕甘宁边区县政府组织暂行条例》公布实施，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将修志工作写入政府职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就提倡整理和编修地方志。1956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方案》提出“编写新的地方志”。同年，中国地方志小组成立，负责推动全国修志工作。改革开放后，地方志工作得到进一步重视。1983年，中国地方志小组经中央书记处批准恢复活动，并更名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此后，各地普遍建立地方志工作机构，陆续启动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工作。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文件，要求加强地方志编纂工作。2006年，国务院颁行《地方志工作条例》，标志着地方志进入依法修志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习近平同志具有浓厚的方志情怀，多次对地方志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14年，习近平同志在视察首都博物馆时强调，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2015年，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发挥地方志在抗战研究中的重要作用；2020年，习近平同志对中国扶贫志编纂作出重要批示。党中央、国务院也陆续下发文件，对地方志工作作出具体部署，提出明确要求。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对地方志事业作出全面顶层设计。2016年，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加强修史修志”。2017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要求“做好地方史志编纂工作”。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鼓励乡村史志修编”。

（三）中国地方志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方志编修绵延千载，贵在史识，重在致用。古往今来，一代代方志人始终秉承“修志问道、直笔著史”的理念，肩负记录传承历史、保存乡邦文献，挖掘历史智慧、引领时代风尚的职责使命，不忘初心，接续奋斗。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工作启动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地方志工作围绕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党委政府中心工作，以服务人民为宗旨，在推进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发挥重要作用。

存史作用更加彰显。“一邑之典章文物，皆系于志。”记录当代、传承历史是地方志最基本的功能。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全国兴起了第一次编修新方志的热潮。至1960年，全国已有20多个省区市的530多个县开展修志工作，其中250多个县编纂出初稿。改革开放至今，全国先后完成两轮修志工作，编纂出版省市县三级志书1万余部，地方综合年鉴3万余部，行业志、部门志、专业志、乡镇村志3万余部，整理旧志3600余部，编写规模庞大的地情资料书，形成了数以百亿字计的地方志成果群和地情资料库，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实现省、市、县三级志书和年鉴全覆盖，为传承优秀文化、延续中华文脉、增强文化自信发挥了积极作用。

资政能力不断提升。“郡之有志，所以资政治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地方志工作始终围绕党和国家发展战略全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改革创新，贡献智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牵头编纂《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中国抗日战争志》、中国地方抗日战争志丛书，启动编纂扶贫志、全面小康志等重大专题志，举办南海主权与地方志论坛、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方志文化国际论坛等，发挥了地方志修志问道、信今传后的作用。

育人功能逐步增强。“夫书契有五善：达道义，章法式，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地方志系统深化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全方位打造方志文化教育阵地。建成国家方志馆以及黄河分馆、知青分馆，推进各级方志馆建设，健全完善覆盖省、市、县、乡、村五级的方志馆体系，不断丰富馆藏资源、提升展览展示水平，各级方志馆的公共文化服务功能进一步增强。顺应信息化、数字化发展潮流，开通中国国情网、中国地情网、中国方志网，建设国家数字方志馆和各级地情资料数据库，打造“方志中国”新媒体矩阵，拍摄影像方志、地情微视频，深入开展地方志书“六进”活动，全社会读志用志修志的氛围日益浓厚。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党组书记、方志出版社社长  高京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