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南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宋代的南昌经济，由于宋、金对峙的相对稳定，南方人民的辛勤开发，加上中原人民又一次大量南迁，因而全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洪州地区的经济同江南其它一些州、县一样，这一时期也得到长足的发展。表现在人口的增长上也相当迅速。从北宋元丰三年（公元1081）到南宋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的户口统计数字来看，在八十多年间，江西的总人口从一百三十六万多增长到三百二十二万多。北宋崇宁年间，隆兴府（包括所属八县）有人口五十三万多，南昌县就占十一万多。

在农业经济的发展上。这时的农业生产工具，又有了新的改进，如灌溉工具，开始用龙骨水车来戽水灌田和排涝，有的地方还使用一种叫筒车（水轮）来灌溉，它是当时最为先进的一种灌溉工具，可把水引上梯田。由于这种水车的广泛使用，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南昌地区水网密布，河汊纵横，为了增加水田面积，宋时南昌人民主要向水要田，这种在低洼土地上筑围，扩大耕地面积的方法，叫做圩田，又称围田。它是在圈内辟田，围外蓄水，有的还筑有闸门，旱时开闸引江水灌田，涝时则闭闸堵水。到南宋时，这种圩田更是大大发展，杰出诗人杨万里就曾有诗赞扬这种圩田说：

“河水还高港水低，千枝万派曲穿畦。

 斗门一闭君休笑，要看水从人指挥。”

围田的开辟，闸门的兴建，奔湍的江水已经能逐步听从人的指挥了，这充分反映了南昌地区农民改造自然的巨大成就。

在开辟圩田的同时，南昌地区的农民还广为兴修水利。建筑圩堤，使江水再不浸入民田，保证了农业生产的逐步发展。

宋时南昌地区的粮食作物仍以水稻为主，但水稻品种逐渐增多。北宋时从越南传进的占城稻种，到南宋时已较普遍种植，成为早籼稻的主要品种。

由于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耕地面积的增加以及灌溉事业的发展，宋代南昌地区和江南其它地区一样，成为粮食生产充足的地方。当时江西各地生产的大米，先水运集中于鄱阳湖出口处南康军（今星子），然后顺流而下运往建康、镇江和杭州等城市。正如朱熹所说：“京师（杭州）月须米十四万五千石，而省仓之储多不能过两个月。公请给南库钱以足岁籴之数，又籴洪、吉、潭、衡军食之余，及鄂商船，兼取江西、湖南诸寄积米……以达中都，常使及二百万石，为一岁备。”（《李椿墓志铭》《朱文公文集》卷9 4）可见南宋时，洪州确是一个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农业生产虽然发展了，但在苛重的地租剥削下，广大的佃耕农却是“饱腹无粟菽，强扶南亩犁”，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痛苦生活。

农业经济的发展又大大促进了手工业生产向前发展。

由于漕运的需要和海外交通的扩展，北宋的造船工业无论在技术和规模上都有较大的发展。全国的造船中心主要有广州、明州、泉州、洪州和虔州等地。宋太宗时，这些地区制造的漕船一项就达三千只以上。当时洪州官营作坊中制造供政府所需要的有战船、使船、龙船、漕船等；民营作坊制造商船、游船等。制造的内河航行的大船，船身有的竟达十余丈，深三丈，有的载米达一万二千石，号称为万石船。制造远涉重洋的民用航船，称为“客舟”，可载二千斛粟。到南宋时，大的海船可载重几万石，比北宋的船要大好几倍。这种远洋船在当时世界上也是较为先进的，它安全地航行在我国东海、南海和波斯湾的广阔海面上，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此外，洪州城内的纺织、兵器制造、印刷和造纸业等也都有大的发展。当时手工业的组织叫做“行”  “铺”或“作”如油作（油漆）、碾玉作、竹木作、砖瓦作以及“金银铺”“漆器什物铺”等，都是封建性的手工业行会组织。

随着水路交通和商业的发达，农村的墟市广泛发展起来，洪州城里的商业贸易也更趋繁荣。据载，当时江西的富商大贾很多，而且在洪州等一些重要城市建筑起豪华的住宅，和一些有势力的豪绅地主官僚，竞为奢侈（《王临川文集》卷83 “抚州通判厅见山阁记”）

由于宋朝政府实行奖励海外贸易的政策，因而对外贸易有着较大的发展。广州、泉州、明州是重要的三大贸易港。江西的茶叶、金、银和竹木制品等，特别是景德镇瓷器的外销，更是与日俱增，发展到元朝时，更成了国内主要的出口商品。元代至正初年，南昌一个有名的商人叫汪大渊，竟两次附舶浮海到东南亚各地，带上大量景德镇瓷器和茶叶、纸张等特产进行贸易。回来时，又带回大量的珍珠、象牙、犀角、乳香、丁香、琉璃、茴香、胡椒、槟榔、檀香、沉香等产品，在国内市场销售。

在清代中期以前的我国航海家中，游踪最广最远的，汪大渊要属前列。回国后，他还撰写了一本叫《岛夷志略》的书，记述他在国外所见所闻，是今天我们研究十四世纪中外交通史的极其重要的参考文献。

明、清时代的南昌经济

明代初期，社会经济摆脱了元朝统治的野蛮掠夺，逐步得到发展。南昌地区也是如此。以工场手工业中的造船业为例，永乐以后，造船业恢复发展很快，所造的船只多是为了适应海运业的发展需要。永乐三年（公元1405）到十一年（公元1413），明成祖朱棣就曾命浙江、江西、湖广等地造船近三百艘。这里讲江西主要指南昌和虔州等地。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封建统治阶级对土地的兼并也越来越厉害，到明代中期，土地兼并尤为激烈，江西、福建、江浙等地更为突出。

明代的江西人民不但要受当代皇帝的统治和当地封建地主阶级的敲榨盘剥，还要受宁献王（南昌一带）、淮靖王（鄱阳一带）和益端王（南城一带）三藩王的残酷蹂躏。明代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地区“尽夺诸王府民卢，责民间子钱，强夺田宅子女，养群盗劫财江湖间，有司不敢问。”（《明史》卷117，诸王传）到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宸濠起兵作乱被诛，抄没宁王家的财产，金子就有七十担，计十万五千两，银二千四百九十担，计四百九十八万两，碎金、银和首饰等五百二十箱，珍珠二柜，金、银台盏四百二十副，胡椒三千五百石，缎匹三干六百担，其它不可胜计。可见当时一些皇戚贵族和官僚地主贪婪、残暴到何等程度！对广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剥削又是何等惊人！无怪当时的一些开明统治者也不得不哀叹说：“今看到刘瑾（宦官头子，家也被抄）和朱宸濠两逆家如此大量的赃物，国家府库怎么能不空？百姓的脂膏怎么能不枯竭？”

与此同时，赋税和徭役也日益加重。逼得穷苦大众只有离乡背井，流落异乡。

面对着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和严重的社会危机，以张居正为首的一些开明政治家，不得不出来采取一些改革措施，以图挽救频于崩溃的封建经济。万历九年（公元1581），通令全国实行“一条鞭法”，这是对赋役制度的改革措施。“一条鞭法”的内容，就是把原来按照户、丁派役的办法，改为按照丁、粮派役；或丁六粮四，或粮六丁四，或丁粮各半。然后再与夏秋两税和其它杂税合编为一条，所以“一条鞭”又叫“一条编”。田赋与差役，一律征银。差役统一由政府用银雇人充当。

“一条鞭法”和丈量土地等改革措施实行之后，大大增加了明政府的财政收入，暂时扭转了嘉靖、隆庆以来财政上的危机。同时，也起了一定的抑制兼并与均平赋役的作用，在客观上对农民也有一些好处。但是，由于封建地主阶级的存在，农民并没有从差役的枷锁中解脱出来。

十六世纪中叶以后，明代嘉靖、万历时，在江西地区几种生产技术水平发展较高的手工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萌芽形式的手工工场，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衰落期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封建社会频临灭亡的征兆。虽然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封建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关系还只是微弱的萌芽，但它标志着中国社会在其缓慢地发展中开始走向了历史的“新时期”。

这种“新时期”经济的萌芽，到清代前期仍在缓慢地发展着。在清代南昌城里的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其分工更细了，以染织业为例，作坊内部就有刷、托、洒、推、梅、插、拖、表等八个工序，并有拖胶匠、刀纸匠、粘补打杂匠等分工。雇工与作坊主的关系，是一种雇佣关系，是按日按工发给货币工资，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

当然，在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过程中，由于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这种新的经济因素受到严重的压抑和摧残。但是，尽管如此，清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应是我国封建社会衰落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