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湖与百花洲

唐代初年，南昌扩建新城，东湖已成为城内的风景区，著名诗人陆龟蒙在《南唐曲》中写道：

“妾住东湖下，郎居南浦边，

 闲临烟水望，认得采菱船。”

在治理东湖中，唐代观察使韦丹是有贡献的。韦丹，字文明，万年县人（今陕西长安县），后封为武阳侯。他来到洪城时；水患情况极为严重，有诗写道：“又如春夏交，大率多霖雨，雨湖益以淹，水势泄无所，江涨更时增，日添三尺许，洪流泛市中，万室无闸门，悬釜作楼居，率舟当屋处。”韦丹面对这种惨状，积极组织民工疏浚湖塘，并在水关桥置内外闸，东湖水满则开内外闸，放水出江，章江和东湖水都满则闭外闸，使江水不得灌入，再放内闸，引湖水出濠沟，东归蚬子湖（贤士湖）和艾溪湖。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韦丹又调派民丁开南塘斗门，以节制江水。还开挖陂塘五百零九十八处，灌溉面积达一万二千多顷。同时在洪城沿江加筑长堤达十二里，以防止章江涨水。当时称为韦公堤。在东湖沿岸遍植垂柳，名万柳堤，又叫万金堤。从此东湖风景更佳，水光潋艳，山色空蒙，荷花满池，丝柳成行。中唐诗人李绅曾有诗写道：

“菱歌罢唱鹢舟回，雪鹭银鸥左右来，

 霞散浦边云锦截，月升湖面镜波开。

 鱼惊翠羽金鳞跃，莲脱红衣紫菂摧，

 浦口值春偏怅望，数株临水是寒梅。”

宋代时，为了防止“东湖水溢”，又在东湖的东北角修筑了一条豫章沟，长两里多，引湖水“东折出城”，这是宋代城内排水的主要干道。

这时东湖中有三个小岛，俗名三洲，是渔民休息和下网的地方。南宋初年，有个四川的隐士，名叫苏云卿的，在靠东岸的一个小洲上盖了一栋瓦房居住。在那里以种菜织草鞋度日。苏年轻时，曾与当时的宰相张浚为友，张做了官后，曾几次寄送书信和重金，邀他出来做官，但他总是故意回避，一时称为隐士。后人称他居住的小洲为苏公圃。

宋代绍兴年间，豫章节度使张澄在东湖中练习水军，便在南洲上（现在冠鳌亭附近）建一亭阁，并题匾额为“讲武亭”，便于检阅水军操演时休息。况志宁曾有诗写道：

“讲武亭前水四流，

    游蜂飞蝶满芳洲，

    西风战舰知何处，

  赢得斜晖伴白鸥。”

宋代，东湖沿岸的亭榭楼阁日渐增多，仅新建的就有褒贤阁、临湘阁、羡鱼亭、吏隐亭、涵虚阁、皆春园、东园等。由于有了这些亭台楼榭的点缀，东湖更成了城内著名的风景区了。南宋爱国词人辛稼轩在一首《送元济之归豫章》词中写道：

“二月东湖湖上路，官柳嫩，野梅残。”

明代，东湖由于洪恩桥、广济桥（状元桥）和灵应挢的架筑，开始分隔为东湖、西湖和北湖，并称三湖。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因湖淤塞，知府范涞征调南昌、新建两县农民清除全部湖泥。重新砌置水关桥的外闸。同时，又分别修通“九津”（九条排泄湖水和积水的渠道）。各津都与城外濠沟相连，这就是古代南昌的“三湖九津”的由来。

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知府卢廷选对三湖又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整治。首先将巨石和青砖砌筑东湖堤岸，达五百多丈，建筑桥梁五座；其次，将东、西、北湖的沿岸开辟为街道，并广植垂柳。经过这两次修建，三湖面貌焕然一新，几乎可以和当时杭州的西子湖争胜了。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在游罢东湖畔的杏花楼（今名水观音阁）后，吟诗一首道：

“茂林修竹美南洲，相国宗侯集胜游，

   大好年光与湖色，一尊风雨杏花楼。”

清代时，城内的三湖九津得到进一步的整治，由于有了这样一个排水体系，既防止了“东湖水溢”，也保证了湖水的清深而不腐。

清代初年，东湖南洲上的讲武亭已倒塌。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江西巡抚安世鼎重新修建讲武亭，并在亭旁建起一座寺庙。康熙二十七年，宋荦任江西巡抚时，寺里僧人犯淫赌戒规，宋荦赶走僧人，将寺改为亭榭，并砌筑大石桥，名为“百花桥”，直通讲武亭。康熙四十三年，又在南洲的尾尖上堆起大量太湖石，垒成一座小石山，将亭址移在这座假山上。将讲武亭改名为“冠鳌亭”。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巡抚岳濬把冠鳌亭修整一新，并由布政使彭家屏书刻“百花洲”三个大字于大青石上，那亭榭题为“水木清华之馆”。从此，百花洲之名广为流传。乾隆四十二年，巡抚海成组织民工筑通从百花洲到对面苏公圃之间的土堤，堤的中段架一木桥。乾隆四十五年，巡抚郝硕又将“水木清华之馆”附近的空地上建筑起楼阁和游览走廊。从此，百花洲的胜景更是青翠葱蔚，气象万千，一些文人雅士经常在此消闲游吟。乾隆年间，蒋士铨作有《百花洲小饮》一诗道：

“玲珑秋树逗湖光，水阁云阴作嫩凉；

别馆停骖招旧雨，残荷擎尽著新霜；

座容迦叶参微笑，宾献壶公解善藏；

欲为朱衣摹变相，墨裒浓沁桂花香。”

清代时，只有东湖、西湖和北湖之称。南湖的名称出现较晚，大概是民国以后才有。一般指灵应挢以北叫北湖，灵应桥至状元桥叫南湖，状元桥至洪恩桥叫东湖，洪恩桥至孺子亭叫西湖。

    解放后，东湖进行了多次的疏浚和整治，又和湖滨公园连结起来扩大为八一公园，成为劳动人民休憩的优美园林。

章  江 洲  浦

南昌地处江畔湖滨，河道纵横，港叉交错，又为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因此古代南昌城郊的渡口和驿站特多，城东南三十里有武阳渡（又名辟邪渡），可通抚州、建昌。城西四十里有生米渡（今称生米街），城东北三十里有黄溪渡（又称黄家渡），隔江又有樵舍驿（今称樵舍街），章江门外十里有石头驿（又称石埠），广润门外有南浦驿。城南六十里有市叉驿（又称市叉街）可通丰城。而紧临西城外的章江宽阔的水面上渡口更多。章江门外，隔江为沙井，是古代南昌的重要渡口之一，清代道光初年曾设立义渡。

章江门外又有南浦亭，是过去人们送别的地方。南昌位于古代江南岭南水上交通要道，而章江门外又是古时候往来船只会聚的地方。送往迎来络绎不绝，而一些文人学士，多在此折柳赠别，人们传诵有一首《南浦曲》：

“欢送西山来，侬在东湖住；春水绿波生，别离不知处。”

   石头渚位于章江门外十里，即江中的一小块陆地。因为地处水路交通要冲，曾先后建立驿站、市镇。因此又名石头津、石头浦、石头驿，或称石埠镇、石埠街。据载：晋代殷羡（字洪乔）任豫章太守，临去上任前，京都里的大小官吏纷纷托他带书信给豫章的亲友故旧。殷羡乘船来到石头渚时，将信件打开一看，发现其中许多是托办私事，于是将信全部丢进水中。并说：“有事者沉，无事者浮。”又说“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羡不为托办私事而传递书信，至今一千多年，为后人传为佳话。而洪乔之名遂与石头渚一齐流传，后人常以邮书阻梗称为洪乔所误。并称石头浦为沉书浦。清时，曾建有石亭，题为“洪乔投书处”。